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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國經濟競爭的策略類型和選擇機制研究
2021-11-11 23:46:00

本文發表于《國際政治科學》2021年第4期

  大國經濟競爭的策略類型和選擇機制研究

  肖河 潘蓉

  在中美經濟博弈激化的當下,大國經濟競爭已成為國際關系中最為突出的現象,然而現有研究尚未建立有效識別不同策略和樣態的分析框架,遑論解釋大國經濟競爭之間的差異及其影響機制。本文基于經濟競爭策略的既有發現,更清晰地定義了經濟競爭,提取出策略目標和成本兩個維度,分別指示改變對手行為預期的高低和有無絕對收益,并據此構建出大國經濟競爭策略的分類矩陣。在分類基礎上,本文嘗試進一步解釋大國在經濟競爭中的策略選擇機制,指出國家間關系的行為約束性和競爭關系的集中度會影響國家對競爭策略的收益/風險判斷。行為約束性越強,對方利用經濟力量的手段越受限,威脅就感知越弱,一國就越能容忍行為導向策略的“拖延”風險;競爭的集中度越高,贏得相對收益的價值就越大,一國就越能容忍高成本策略的“第三者漁利”風險。經濟競爭的案例分析綜合展示了國家間關系的行為約束性和競爭關系的集中度如何塑造策略變化,揭示了經濟競爭的樣態差異。研究對當前中美經濟博弈有兩點啟發是中國有能力塑造與美國競爭、在激烈競爭的同時維持相當水平的經濟聯系。

  一 大國的經濟競爭時代及其理論問題

  2020年的美國總統大選更迭了華盛頓的政權,然而這無助于降低中美經濟競爭的烈度。拜登“服務于美國中產階級”的國際經濟政策不僅沒有放松特朗普時期的加征關稅和對華經濟制裁,還建立起“打通內政外交隔閡”的經濟競爭決策機制。如果說中美競爭是當今國際政治中最重大的事件,那么經濟競爭可謂其主軸。在這一背景下,對于大國關系研究而言,理解經濟競爭的機制格外重要。

  在2018年以前,學界主要關注大國政治安全競爭的經濟成本而非經濟競爭策略。這類研究有的兩大議題:其一,守成大國能否調整政治安全策略、逆轉可用經濟資源的衰退趨勢、保持大國間優勢,能否防止崛起大國“搭便車”、讓后者成為分擔國際公共產品成本的“負責任大國”。其二,崛起大國能否避免內外因素擾亂經濟資源的增長勢頭、取得大國間優勢。這里的內因是指主動戰略透支,外因是指競爭大國的有意誘導,包括挑起爭奪安全盟友和軍備建設的競賽、催生資源錯配和經濟低效,或者要求提供“過多”的公共產品、制造“大國責任陷阱”。這些研究重視大國策略互動和經濟資源消長,但關注點更多是競爭的經濟成本而非經濟競爭的策略。其視角是:一國的競爭策略會引發對手的政治安全反應,再以此間接影響其資源分配和經濟表現。

  2018年的“特朗普經濟攻勢”改變了大國競爭的形態。守成大國動用經濟手段,直接妨礙崛起大國的經濟積累。美國的國際經濟政策人所共見,但對其策略性質仍存爭議。一者是“變革論”,主張美國徹底改變了經濟策略,轉向排他性的市場分割和技術控制,主動破壞過去一手締造的全球分工網絡、商業供應鏈條和國際統一市場,以“雙輸”策略長期打擊中國。二者是“深化論”,主張美國仍在追求與民粹主義訴求相反的“更高水平”的自由貿易。三者是“折中論”,主張美對華經濟競爭策略是在全面拒斥和全面接觸之間的“規鎖”,旨在以非中性規則約束中國,將后者的經濟實力控制在無法挑戰美國的范圍內。從策略互動角度而言,美國的政策轉向又是對其他國家經濟競爭策略的反應,其試圖用貿易限制來予以抵消和“糾正”。

  上述觀點均直接或間接討論了大國經濟競爭的“一種”策略,而沒有充分歸納可能策略的集合,遑論分析策略之間的區別和轉換。在大國經濟競爭的經驗研究中,這一缺陷反映為不加定義地使用經濟戰、貿易戰等概念,無法準確把握經濟競爭的性質和程度。例如,如果將20世紀80—90年代的日美貿易摩擦稱為貿易戰,就可能高估其對抗性,而沒有注意到日本沒有采取貿易報復措施。如果用經濟戰來定義日美經濟競爭,雖然可以容納貿易之外的更多內容,但可能導致將差異頗大的美日與美蘇經濟競爭混為一談。在更廣泛的大國戰略競爭中,則更少有人細致考察大國的競爭態勢與特定經濟策略的關系。在因變量一端普遍存在的是簡單的二分法或者是同一策略在程度上的起伏變化,例如是發起經濟打壓還是不打壓,打壓強度是增強或是減弱。在自變量一端,則多是立足于中美綜合實力或者產業能力對比或者國內政治。這種單維度的分析在不能充分解釋從1945年至今大國經濟競爭關系之間的樣態差異。例如,當前中美力量的差距遠遠少于1945年時的蘇美差距,但當前美國的競爭策略卻大為溫和;而即使在日美貿易沖突的頂峰,日本GDP超過美國GDP70%的20世紀90年代中期,兩國的“體制摩擦”也沒有催生全面關稅戰或者多邊出口管制。在中美經濟競爭激化而且復雜化的當下,用一個統攝性的概念框架來理解大國的經濟競爭變得更有必要,非如此不足以妥善回答中美經濟競爭屬于何種性質、與其他大國間經濟競爭有何異同、未來將走向何方、中國又如何應對等現實問題?;诖?,本文嘗試在國際關系研究的范疇內回答,哪些因素影響了大國的經濟競爭策略、塑造了經濟競爭樣態。

  二 大國經濟競爭的文獻回顧

  對大國經濟競爭策略的研究源遠流長,進入“大國無戰爭”的核時代后,其意義更加凸顯。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來,國際關系學界分別從經濟戰、貿易限制和國際合作三個角度研究了大國的經濟競爭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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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大國戰爭時代,“經濟戰(economic warfare)”的內涵與當今大相徑庭。幾個世紀內,這一研究的核心問題都是如何在戰爭中削弱對手軍事力量的經濟基礎,進而獲勝或使對手屈服。這當然涉及如何“合法”切斷對手的外部經濟聯系,但是更重要的手段還是直接摧毀對手的經濟,例如劫掠和戰略轟炸。經濟戰研究的轉折點是1945年后,由于核時代和冷戰的到來,在和平狀況下削弱對手經濟開始成為首要議題。對于這一轉向,戴維·鮑德溫(David Baldwin)概括得最為精妙:“用飛機轟炸圖書館不是文化戰爭,打擊核反應堆也不是核戰爭?!北┝Υ驌魧κ纸洕辉倏赡?,用經濟手段實現目標成為核心主題。

  概念轉向后,經濟戰研究又有分化,這是因為此種經濟策略有兩種性質:其一可以削弱對手實力,其二可以迫使對手為了避免更大損失而妥協。一者認為上述兩種性質的策略都屬于經濟戰,將其定義為“為了增強一國的相對經濟、軍事或政治地位而有意識地采取的對國際經濟關系的干預”,或者突出第二種性質,強調經濟戰是“為了給其他國家施加壓力而采取的會造成或者威脅造成損失的經濟手段”。另一者則主張,以削弱力量為目的的經濟策略和以施壓為目的的經濟策略和存在本質差異,并將后者稱為“經濟強制(economic coercive)”以示區別。邁克爾·馬斯坦杜諾(Michael Mastanduno)最為全面地歸納了這一概念分化。他將一國針對另一國的經濟策略分為三種,分別是“議題聯系(tactic linkage)”“戰略禁運(strategic embargo)”和經濟戰。議題聯系是用經濟獎勵和懲罰來改變對手行為。戰略禁運和經濟戰則均旨在削弱對手的實力,不過前者僅限制“于軍事能力有直接或特殊貢獻”的貿易,后者則針對一切貿易。后兩者也可分別稱為選擇性經濟戰和全面經濟戰。

  為了更清楚地區分兩種性質的經濟策略,后續研究也將兩者分別稱為經濟強制和“經濟遏制(economic containment)”。經濟強制或者說“制裁(sanction)”是用經濟手段“影響對方的行為,包括信念、態度、看法、期望、情感和習性”。經濟遏制是“在不說服對方決策者的情況下改變其國家能力”。簡言之,經濟競爭策略有兩種性質:一是行為導向(behavior-oriented),旨在改變對手的做法;一是資源導向(resource-oriented),旨在削弱對手的經濟能力。

 ?。ǘ┵Q易限制:經濟競爭策略的得失分析

  貿易限制歷來是大國經濟競爭的重要工具,但是動用該手段需要滿足一系列基本得失條件。在不考慮其他動機的情況下,一國實施貿易限制的底線是預期為目標國帶來經濟損失,通常,還要求對目標國的損害大于自身損失,否則就可能喪失競爭意義上的合理性。由于貿易限制的得失并非直觀可見,相關決策依賴于貿易理論的指導。

  在20世紀70年代前,除了不對稱場景之外,主流貿易理論并不認為國家可能通過貿易限制增進自身福利。如果大國與小國相互施加貿易限制,那么大國確實可能獲得比自由貿易更佳的結果。但在大國之間,報復將會輕易抵消貿易限制的收益。因此,大國間貿易戰通常呈現為“保護主義—對手報復—恢復合作”的循環。要想以此獲得相對收益,需要符合更苛刻的條件:其一,貿易限制對象應是目標國無法高效生產的“非競爭品(non-competitive imports)”或者說“瓶頸產品(bottleneck goods)”;其二,目標國無法找到替代性貿易伙伴獲取補償。在工業時代,這一般意味著貿易限制的發起國與目標國存在相當的技術差距,同時還要確保其他大國采取類似限制。

  20世紀70年代,國際貿易理論指出國家可以通過市場保護在國際壟斷競爭市場上實現利潤轉移,大國間“損人利己”的經濟策略在理論上成立。這些新發現稱為“戰略貿易理論(strategic trade theory)”,有兩個主要分支。一是“布蘭德爾—斯彭塞利潤轉移模型(Brander-Spencer profit shifting model)”,指出國家的可信補貼可幫助企業贏得雙寡頭下的數量競爭,獲取對方的部分壟斷利潤,且數額足以超過補貼。除補貼外,國家鼓勵擴大市場份額的激勵機制也能產生同類作用。其二是“克魯格曼模型(Krugman Model)”,指出隨著科技創新,工業品的競爭已變為不完全競爭,并存在突出的規模經濟效應。國家可以市場保護支持有正外部性的產業,增進總體福利。

  戰略貿易理論強調高度重視具有零和博弈性質的市場份額。這使得大國經濟競爭與政治和安全關系大幅趨近,各國均展現出對經濟(市場)權力最大化策略的青睞。這一理論革命重估了貿易限制的得失,顯著拓寬了大國經濟競爭的可用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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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濟競爭往往意味著減少和阻止經濟接觸,亦即經濟合作的“背面”。對于經濟合作為何時而成立、時而受阻,先行研究的焦點視角逐步從合作行為本身轉向行為體置身的體系環境。詹姆斯·費倫(James Fearon)最早將合作拆分為“討價還價(bargaining)”和“落實(enforcement)”兩階段。在第一階段,激發不合作行為的是絕對利益分配和相對收益;在第二階段,激發不合作行為的是承諾不可信與欺騙。隨后,費倫指出自由制度主義者在試圖抑制競爭時往往過于重視解決承諾,經驗研究實際上顯示出國家特別是大國很少蓄意欺騙,因為承諾本身就蘊含著國內政治偏好。國家是否合作的關鍵是如何克服收益分配上的分歧;如果不能解決承諾越可信,經濟合作的難度反而越大。

  國家對相對收益的擔憂是它們無法就收益分配達成共識的關鍵。其一,從重復博弈的角度看,一國在經濟合作中的總體效用U不僅包括個人的策略收益V,還需要考慮對方的收益W,而決定W權重的是一國對相對收益的敏感度k。當敏感度為負向時,一國的合作效用就是U=V-kW。如果k足夠大,一國的合作效用可能會低于不合作,這會惡化博弈環境、造成僵局。其二,從連續博弈的角度看,相對收益問題會更加嚴重。羅伯特·鮑威爾(Robert Powell)指出,將國家間合作視為一次博弈結果不會改變之后博弈條件的重復博弈,等于是說“一次爭霸戰爭的結果不會影響下一次爭霸戰爭”。事實與此相反,累積的收益差距可能顯著惡化一方的博弈條件,導致其無法報復對方的不合作,甚至使后者能夠發動原本非理性的戰爭。這就是所謂“折現率(discount rate)”問題。

  體系環境能夠顯著影響國家對經濟合作中相對收益的敏感度。相對收益可能產生不同性質的威脅,相對損失可能侵害一國的安全態勢、長期經濟福利和政治自主性。由于大國的合作收益分配一般較為均衡,只有存在“確信的”危害性后果時,相對收益才會顯著妨礙合作。所謂確信即一國認為對方將利用相對收益來勒索或者造成損害。歸根到底,確信是一種感知,影響因素包括收益差距能否轉為談判能力、一國是否曾被他國利用相對收益勒索以及合作伙伴是否有較高信譽等。既有研究指出體系環境能夠顯著影響這一感知。聯盟可以促使相對收益被視為正外部性,敵對則會將相對收益塑造為負外部性。國際體系的極性又會修正聯盟/敵對關系的作用。在多極體系內,同盟和敵對關系的預期持續時間更不確定,此時一國旨在削弱對手的高成本經濟策略就會蘊含較大風險,而為了確保策略生效而給予盟友的經濟補償進一步增加了風險。體系越趨于多極,國家對相對收益就越不敏感,越可能采取“防御性合作(defensive cooperation)”,以避免相對損失。關于經濟合作的研究表明,體系環境能顯著影響國家的國際經濟行為,這也適用于經濟競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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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濟戰研究區分了“雙輸性”經濟競爭策略的兩種類別,但是尚無法涵蓋其他性質的策略,特別是無法解釋守成大國推動其他國家改變內外經濟政策。其框架基本不適用于理解日美經濟博弈,對于中美經濟博弈也只能部分適用;戰略貿易理論塑造了關于得失分析的新視角,但受學科范式所限,其強調大國的貿易和產業政策應當具有絕對收益上的合理性,因此僅限于討論如何以“我贏你輸”的方式獲得更多經濟福利;經濟合作研究深入分析了與經濟競爭緊密相關的相對收益問題,初步分析了體系環境的國家相對收益敏感度的影響,但是在自變量設置上仍存在問題,例如國際體系的極性和同盟結構在一定時期內均可視為常量,很難解釋整個冷戰期間美國對蘇對日經濟競爭策略的變化。此外,相關研究也沒有厘清國家利用相對收益的方式是單元因素還是體系因素,致使沒能提煉出作用機制。就經濟競爭策略而言,既有研究為構建大國經濟競爭策略的整合框架提供了重要啟發,但它們在理論覆蓋、自變量設置和機制構建上均存在明顯不足,無法提供對大國經濟競爭的整體理解。

  三 大國經濟競爭競爭的策略矩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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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了整合對當今大國經濟競爭的描述,本文嘗試更加清晰地定義國際關系意義上的經濟競爭。其應屬于“戰略競爭(strategic rivalry)”的一部分,指經濟領域中的沖突性國家間互動。戰略競爭不是一般意義上的“競爭(competition)”,而是“獨立國家相互將對方視為對手和明確威脅的競爭性關系”?!敖洕偁帲╡conomic rivalry)”服務于戰略競爭,旨在獲得、維持與擴大相對經濟優勢;與其他戰略競爭策略相比,經濟競爭以經濟手段或以經濟力量為支撐的外交展開;這些手段能夠直接影響對手的經濟表現。其在定義上的三項特點詳述如下:

  經濟競爭強調經濟性。與已有的“經濟經略(economic statecraft)”概念相比,經濟競爭強調在目標和手段上的雙重“經濟性”,既不包括用經濟手段實現政治安全目的,也不包括用政治安全手段來實現經濟目的。前者如1982年初里根政府試圖用強化輸出管制統籌委員會(CoCom)來迫使蘇聯結束1981年底在波蘭的軍事管制,這一案例應被視為美蘇政治競爭;后者則不稱其為文化戰爭。一方面,動用武力屬于戰爭而非戰略競爭。另一方面,政治手段往往可以還原為經濟手段,例如美國的人權外交就主要由軍事援助、軍事制裁、經濟援助和經濟制裁四類經濟工具支撐。

  經濟競爭具備雙向性,可以包含積極和消極兩個維度。馬斯坦杜諾在討論經濟競爭時,將經濟強制類策略分為“積極制裁(positive sanction)”和“消極制裁(negative sanction)”。所謂積極制裁,就是擴大與對手的經濟聯系,以此鼓勵對手改變行為、自我削弱,例如促成對手調整資源分配,同時這也是日后施加懲罰的基礎。因為一旦經濟聯系建立,就會產生相互依賴的調整成本(costs of adjustment),再度喪失經濟聯系還須付出額外成本。同理,不能僅將經濟競爭局限為絕對意義上地損害對手的經濟表現,只要預期經濟接觸有助于相對經濟地位的改善,那么也是經濟競爭的題中之意。這類“積極”策略也有利于安撫處于上升期的對手,減少負向策略的失控風險。

  經濟競爭要求互動性,只有互動性措施才屬于競爭,否則定義將無限擴大。不過,隨著全球化的深化,國內經濟政策的國家間互動性持續增強,大國經濟競爭的“核心和歸宿”是“體制之爭”。例如,大型零售店的經營規制看似是國內問題,但卻是1989年日美結構障礙協議談判(SII)的焦點。隨著全球經濟關系的發展,國內經濟愈益具備“雙重博弈(two level games)”的性質,漸次納入經濟競爭范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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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于既有研究,有兩個維度可用于構建經濟競爭的整全框架。其一是經濟遏制和經濟強制的二分法,前者旨在直接削弱對手經濟資源,后者旨在影響對手行為。兩者構成了目的、行動和機制上的范式差異。資源和行為是衡量國家權力的兩個基本指標,在邏輯上均能用來獨立衡量經濟相對優勢。資源導向策略以更多損害對手經濟表現或者更多改善自身經濟表現來增強相對經濟地位,其生效不需要對方配合。行為導向策略通過塑造對手意愿生效,迫使其不采取和撤銷損害性措施,或者采取更符合我方偏好的其他措施,例如1995年初達成的“日美金融服務協議”中雙方都預期美國將獲益更多。在行為導向型策略中,阻止對手采取行動的威懾策略被認為最為有效,例如加征或者威脅加征關稅都可視為“貿易威懾”。

  這一二分法也存在模糊地帶,如果一國成功改變了對手行為,隨即撤銷經濟制裁,或者在未奏效時改弦更張,那么可以認為這屬于行為導向策略。然而,如果在未奏效時仍然繼續堅持制裁,則較難予以定性。例如,美國就烏克蘭問題對俄羅斯施加的制裁可能是經濟強制,但在俄羅斯拒絕讓步、制裁趨于“永久化”時,就很難區分其與冷戰期間美對蘇經濟遏制的差異。另外,國家可能出于國際聲譽考慮,將資源導向策略偽裝為行為導向策略,故意提出一些對手不可能接受的要求。反之亦然。例如里根政府雖然鼓吹“邪惡帝國”論,但推行的卻是經濟強制而非全面經濟遏制。對此,可在二分法的基礎上“考慮每個區分維度內部存在的程度、數量和性質差異”。如將二分法調整為識別策略“改變對手行為的預期”,不僅更準確地反映了現實,還能豐富分類層次。

  其二是策略成本。只考慮獲取相對經濟優勢,“雙贏”但自身所得更多、“雙輸”但對手損失更多以及“損人利己”在結果上可能“等價”,但三者在推行難度和風險卻很可能差異極大?!吧佥敒橼A”的經濟競爭要承擔三重成本:(1)部分國內利益集團將抗議自身承受的經濟負擔;(2)需要爭取不同意該策略、不愿意分擔成本的伙伴的支持;(3)主要對手變化的風險。例如,美國之所以能夠在1945年后發起針對蘇聯陣營的經濟遏制,部分在于美國商業界和蘇聯東歐的經濟聯系薄弱。然而一旦建立聯系,執行該策略就會困難重重。1980年,卡特政府發起針對蘇聯的谷物禁運卻遭到參眾兩院反對,卡特的選情也因此受累。為促使日本堅持對華經濟封鎖,肯尼迪政府堅持單向自由貿易,卻導致日本“坐大”,最終美日走向劇烈貿易摩擦。因此,經濟競爭策略的成本即絕對收益絕非無關緊要,其可以構成重要的分類維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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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據策略目標和成本兩個維度對已經展開經濟競爭時的策略特征進行歸納,兩個維度分別由正到負、由高到低排列,列出矩陣。

  

  第一象限是絕對收益為正、行為改變預期高的策略,即“經濟俘獲”。這類策略的主要手段是經濟接觸,直接目標是以增強經濟關系促使對手接受自身的經濟主張,常表現為“轉化型接觸(transformational engagement)”。該策略的最終目的是要將對方“俘獲”至自身偏好的發展軌道,削弱對方的經濟增長勢頭,其風險在于目標國很可能拒絕接受“轉化”。當前美國就有不少聲音指責尼克松政府以來的對華接觸政策已告“失敗”這類策略更多屬于構建有限的、甚至是“不對等”經濟關系。例如,1986年底的日美“貝克—宮澤協議”所要求的長期日元升值對日本未必更不利,日本增強內需也未必對美國更有利。反過來,日本也在嘗試“俘獲”美國,借此削弱美國徹底打破“日本式市場結構”的動力。這類競爭策略一般不會直接損害對方的絕對收益,貌似互惠,但是本質上并不是通常的經濟合作。

  第二象限是絕對收益為正、行為改變預期低的策略,即“收益轉移”。這類策略依賴國家直接干預資源分配,將外國產業部門的收益轉移到本國產業部門,增進絕對收益。如果干預失當,也可能適得其反。其原理基于亞歷山大·格申克龍(Alexander Gerschenkron)的后發國家理論和戰略貿易理論。前者適用于經濟上的“落后”國家,后者則能廣泛適用于相近水平的先進工業國間的競爭。產業政策以擴大市場份額為媒介,要么是扶植國內企業,利用補貼或者研發來增強它們的市場競爭力,要么是限制外國企業,壓縮它們的市場份額。美國發起的全球“抵制購買華為”運動是其極端形式,堪稱國家主導的“市場戰”。在全球化時代,即使一國只是在國內扶植本國企業,也會因強化本國企業的規模經濟而傳導到國際市場。在諸多產業政策中,政府采購的效果最為立竿見影,這也使其成為國際貿易談判的重要議題。該類策略會直接損害對手的絕對收益,有較強的零和博弈色彩。

  第三象限是絕對收益為負、行為改變預期高的策略,即“經濟脅迫”。這類策略類似經濟強制,但不是為了無核化等政治安全目的,而是改變對方的經濟行為。其主要經濟手段是“雙輸”性質的貿易限制。這類策略在推行時絕對收益為負,但如奏效則可能產生長期收益。特朗普政府在2018年后針對中國的關稅戰就是典型的經濟壓迫,其試圖以此修正美國眼中“不公正的經濟競爭政策”。在成本上,不少研究認為即使中國不予報復,關稅戰也會造成美國總體經濟福利的損失,遑論遭受報復。正因為經濟脅迫成本高昂,美國制定了約為總清單價值的25%的關稅加征排除機制,以防止“過大而不可逆轉的損害”。因此,一國在經濟競爭中更青睞威脅而不是真地實施經濟脅迫。特朗普時期,美國多次威脅對日本的對美汽車及零部件出口加征25%的關稅,但始終沒有兌現。有時,一國推行經濟脅迫可能是因為競爭策略受限。例如,由于國內強烈反對政府“挑選勝者(picking winner)”,美國老布什政府不得不以超級301條款賦予的加征關稅權為武器,威脅日本削弱在高科技部門的產業政策。

  第四象限是絕對收益為正、行為改變預期低的策略,即“經濟遏制”。不論是經濟俘獲還是經濟壓迫,其收益和損失都不足以改變對手的經濟行為,此時只能用“雙輸”手段來遏制對手的經濟力量增長。只要對方損失更大,策略就可以成立。經濟聯系減少的重要指標是貿易萎縮,但也可以是削弱金融網絡、技術交流或者信息流通。如果將金融、信息等聯系網絡最大程度的“武器化”,固然可以發揮“截斷作用(chokepoint effect)”打擊對手,但也會顯著降低網絡效率,損害控制和影響網絡的收益。對于經濟遏制,一種觀點主張一旦采用該策略,唯一“符合戰略邏輯”的做法就是徹底切斷與對手的所有經濟聯系。另一種觀點則認為徹底切斷經濟聯系既不可能,也無必要。合理的經濟遏制應當是選擇性戰略禁運(selective strategic embargo),只切斷那些對手無法找到有效國內外替代的經濟聯系。這要求有效識別不同經濟聯系的競爭價值及其變化。如果被切斷的經濟聯系價值降低,也可重新恢復。

  四 經濟競爭的策略選擇機制

  要想充分認識大國經濟競爭的策略類型,還需要討論國家的策略選擇機制。這種選擇會同時受到單元和體系因素的影響。在單元層面,國際經濟競爭常常會和國內利益分配和政治競爭糾纏在一起,總是趨于在總體收益和特定集團的特殊偏好尋找平衡,最大化決策者的政治收益而非國際競爭表現。作為國際關系研究,本文關心的僅是:國際體系中存在哪些影響國家競爭策略偏好的約束。這些約束表現為其他國家的觀念及行為對一國的影響,進而推動后者采取或者不采取某種行動。

 ?。ㄒ唬┯绊懖呗阅繕诉x擇的體系因素

  一國改變其他國家行為要么是基于自身利益需要的強權政治,要么是一種互動趨同(interaction convergence)的社會化過程。制度非中性的概念早已揭示社會化的定義,“同一制度對不同人意味著不同的事情,在同一制度下不同的人或人群所獲得的往往是各異的東西”。道格拉斯·諾斯(Douglass North)指出,制度就是對行為的限定。斯蒂芬·克拉斯納(Stephen Krasner)則指出,規則是國際制度的重要內容、是對行為的專門規定和禁止指令。社會化的結果很可能最有利于主導這套行為規則的國家,因為只有“雙軌制”才能保護貿易條件較差的國家。行為策略旨在讓對手遵循新的規則、不再采取對己不利的經濟行為,例如放棄建立排他性經濟圈、放松市場保護??紤]到“鎖定”行為模式的長期收益,行為導向策略應當是經濟競爭中的較優選擇。

  行為導向策略的主要缺點是存在“拖延風險”。如果對對手改變行為抱有過高期待,可能導致措施競爭性不夠,給予對方更多發展空間和時間。國家會基于兩種因素來評估行為導向策略的“拖延風險”:其一,經濟力量對比出現“拐點”,“持續衰落的預期”要求國家嘗試效應更直接的策略;其二,經濟力量對比雖然沒有顯著變化,但對方的威脅性顯著增強,“拖延風險”變得難以承受??傊?,“敵我”經濟力量對比和威脅性質的“乘數”將決定國家對行為導向策略之風險的評估,其中威脅性質的權重可能更大?!巴涎语L險”的關鍵是對手可能利用行為導向策略爭取時間、獲得更多相對收益。然而,國家對其他國家所獲相對收益的擔憂程度主要取決于后者將如何利用它們。如果不能任意利用,那就不值得憂慮;如果會用來造成更大經濟損失,那就需要糾正;如果可資發動戰爭,那就必須立即杜絕。威脅越強,應對就越要避免拖延蘊含的風險,策略的行為改變預期就越低。

  直接影響威脅性質的因素是國家間關系的行為約束性。所謂行為約束性,正是國際秩序的重要內涵。赫德利·布爾(Hedley Bull)將國際秩序定義為攸關整體人類社會基本目標的行為模式或安排,其三要素之一就是約束性規則。這里的國家間關系的約束,既包括布爾所述廣泛國際秩序的約束,也包括少數甚至一對國家之間特定安排的約束。這種約束,一方面來自技術進步導致的全球利益糾纏,國家必須為了合作而自我限制;另一方面來自大國的利益權衡,即依靠“自我約束”吸引其他國家,將它們也約束在制度安排中,以獲取長期收益。這種約束可以由正式國際制度來保證,也可以通過雙邊安排來實現。從這一角度來看,在日美貿易摩擦中出現過的自愿出口限制(VER)、自主進口擴張(VIE)以及市場占有率配額等政策工具都是約束性承諾,堪稱經濟領域的信任建設措施。它們的作用是讓對方確信自身將在市場競爭中獲得的份額優勢用于進一步壓縮對方的市場份額。國家間關系的行為約束性越強,對手經濟力量的利用方式就越有限、威脅性就越低,行為導向型策略的風險也就越低。當然,和“半社會”的國際秩序一樣,國家間關系的約束性并不穩定,其可靠性還要取決于一國的主觀認知和對手的信譽。聯盟是增強約束可靠性的重要方式,同屬一個安全聯盟能夠極大降低國家經濟實力的相互威脅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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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家在選擇經濟競爭策略時,盡管對手的威脅性質非常重要,但并非全部。面對威脅性相近的競爭對手,國家在不同的體系結構中可能采取大相徑庭的競爭策略。例如,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前,英德經濟競爭就并未呈現為冷戰中美蘇間的經濟拒止。無論國際關系理論的各流派是將這段歷史解讀為經濟聯系沒能阻止戰爭,還是霸權競爭沒有妨礙經濟聯系的發展,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英德兩國在數十年間里始終沒有廣泛采取高成本的經濟競爭策略。一方面英國堅持了對德國的零關稅政策,另一方面德國有一定程度的貿易保護。在不可否認的戰略和經濟競爭中,兩國主要采取了低成本的經濟政策,在競爭中“德國遠沒有被所謂的嫉妒成性的英國霸權所壓制,英國反倒是德國最大的貿易伙伴”。

  德國選擇低成本策略是因為其作為有增長優勢的一方有動機避免沖突、維持現狀,而英國之所以不采取高成本策略是因為當時英國面臨與多個對手的競爭。鄧肯·斯尼達爾(Duncan Snidal)指出,主要大國數量的多寡和力量分布的疏密決定了某一經濟關系中相對得失的重要性。數量越少,力量分布越集中,相對得失就越重要,反之則越不重要。在對手較為單一時,在經濟聯系中蒙受相對損失的大國有較強動機削弱聯系,而在有復數對手時該動機將大為削弱。相對重要性還直接影響了高成本策略的內在風險。在多極體系中,大國的主要競爭對手可能發生變化,威脅的預期持續時間不夠確定。此時,削弱某一對手的收益有高度不確定性,高成本就意味著重大風險。此外,在多極體系中,遭遇經濟拒斥的國家也更容易尋找到替代伙伴。如果發起拒斥的國家不能及時彌補成本損失,可能適得其反,反而增強對手的相對經濟實力。因此,英國的選擇歸根結底是為避免損害自身經濟地位。

  經濟競爭與安全競爭相似,國際體系的極性會顯著改變某一策略的收益/風險。這正如大國在只面對一個對手時,更容易發動戰爭,因為此時“不必擔心在為避免戰爭投入而袖手旁觀的第三國方面有什么相對損失”。在對手唯一時,不必考慮因戰爭的極高成本而讓第三國漁利。體系極性還會影響聯盟關系的穩定性,間接影響策略選擇。其一,兩極體系亦即唯一對手的特征越突出,各國的威脅來源就越確定,兩個對立的聯盟體系也會更加穩定;其二,聯盟內實力分布越集中,主導大國就越有能力支付經濟補償、爭取盟友在高成本經濟競爭策略上的配合,也更能容忍與盟友經濟實力差距的縮小。簡言之,在國際實力分布趨于兩極時,主導大國將更關注陣營間的經濟競爭中、樂于采取高成本策略;反之,在國際實力分布趨于多極時,主導大國將更重視聯盟內的收益分配、憚于在陣營間競爭中采取高成本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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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家間關系的行為約束性和國際體系的極性是影響經濟競爭策略收益/風險的兩項重要體系因素,它們分別反映了國際體系的秩序規則和力量分布。。然而,兩極式的力量分布并不能直接決定兩極間的相處之道。概言之,體系中的力量分布不能決定其是遵循霍布斯文化、洛克文化還是康德文化。因此,國家間關系的行為約束性和競爭關系的集中度是相互獨立的變量,分別影響著經濟競爭策略的目標和成本選擇(如圖1所示)。

  

  國家間關系的行為約束性是影響國家經濟競爭策略目標的重要因素。這種行為約束既可以是普遍的,也可以是雙邊的。約束的多少與強弱決定了對手經濟實力的威脅性質和程度,影響著行為導向策略的風險。當拖延風險趨高時,國家很可能降低改變對手行為的預期,不再將其視為主要政策目標;國際體系中競爭關系的集中度是影響國家經濟競爭策略成本的重要因素。越接近兩極分布,一國的對手越明確單一,競爭關系的集中度越高,此時高成本策略的收益更穩定、風險更低,因而可行性高。越接近多極分布,一國的對手越多變,競爭關系的集中度越低,此時高成本策略收益更不穩定、風險更高,因而可行性低。至此,可以得出一個關于體系環境和大國經濟競爭策略的新矩陣。

  

  從矩陣中可以得到關于大國選擇經濟競爭策略的四點假設:

  假設1:當國家間行為約束性趨強、競爭關系的集中度趨于分散時,國家在經濟競爭中將更多采取行為改變預期較高的低成本策略,即經濟俘獲。

  假設2:當國家間行為約束性趨強、競爭關系的度中度趨于集中時,國家在經濟競爭中將更多采取行為改變預期較高的高成本策略,即經濟脅迫。

  假設3:當國家間行為約束性趨弱、競爭關系的集中度趨于集中時,國家在經濟競爭中將更多采取行為改變預期較低的高成本策略,即經濟遏制。

  假設4:當國家間行為約束性趨弱、競爭關于的集中度趨于分散時,國家在經濟競爭中將更多采取行為改變預期較低的低成本策略,即收益轉移。

  五 大國經濟競爭的案例展示

  這一部分嘗試在歷史案例中展示類型化的大國經濟競爭策略及其背后的選擇機制。多種作用機制可能同時存在,合力塑造了大國經濟競爭的最終形態。因此,案例部分不在于否定其他因素的作用,而是表明策略目標和策略成本這兩個維度確實能夠有效揭示經濟競爭的形態差異,國家間關系的行為約束性和國際體系的極性能夠有指向地影響大國的相關策略選擇。

  這里以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美國在美蘇和美日經濟競爭中策略選擇作為案例。美蘇案例代表了兩極體系中相互最具威脅性的戰略競爭者之間的經濟競爭;美日經濟競爭則發生于美蘇兩極體系趨于總體松弛和瓦解之時,兩者的相互威脅性也受到同盟關系的管理。兩個案例均有較長的時間跨度,能夠動態展現體系因素對策略選擇的作用。中美經濟關系則兼具美日和美蘇經濟關系的特征,容納了最為豐富的大國經濟競爭策略。

  需要重申的是,經濟競爭是戰略競爭的一方面,或者更準確的說是一個中間階段。之所以大國要追求相對經濟優勢,往往不是為了經濟福利本身,而是要利用這一用途最豐富的資源來實現政治安全目的。本文對經濟競爭的定義是用經濟手段追求經濟相對優勢,但并未將追求原因和如何予以利用限制為“經濟性”。顯然,既然影響大國策略的體系因素并非純經濟性的,經濟競爭就不可能僅服務于獲得相對經濟優勢這一內嵌目標,還必然有更進一步的戰略考慮。只有理解其“前置階段”和“后置階段”,才能充分把握經濟競爭本身。

 ?。ㄒ唬┟捞K經濟競爭(1945—1963年)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后,蘇聯的經濟力量迅速成長,1945—1948年,蘇聯的物質力量增長了兩倍有余。與此同時,西方各國不同程度地陷入戰后蕭條。崛起中的蘇聯認為只要能夠維持現狀,就可以鞏固和擴大戰略優勢。蘇聯的經濟實力增長是美國的重大挑戰:雖然蘇聯還不會擠占美國的市場,但是卻在將經濟資源轉化為政治吸引力和軍事力量,吸引或者強制歐亞大陸的其他國家加入蘇聯陣營。在美國看來,正在積極等待和促成“資本主義總危機”的蘇聯在國際行為中不會接受任何規則約束,將毫不猶豫地將經濟力量轉化為在政治和軍事上的更嚴重威脅。美國杜魯門政府也充分認識到戰后世界是由美蘇兩國主導,只有“15%”的“發言權”蘇聯是除美國(擁有其余85%發言權)外唯一夠格的對手。

  基于這兩項認知,美國迅速采取了經濟遏制策略。1947年7月,美國國會授權政府建立鋼鐵、燃料、食品等的出口牌照制度,要求各進口國就報告相關生產、消費和儲備情況。在蘇聯拒絕后,美國遂中止相關出口。1947年底,出口控制擴展到鋼鐵、軌道設備和石化產品。1948年3月,馬歇爾計劃浮出水面,美國商務部的出口管制覆蓋所有對歐出口。1948年底,美蘇之間的經濟聯系基本中斷。在這一“脫鉤”過程中,美國白宮和國務院都認為不可能以經濟手段塑造蘇聯的外交政策,其在部分問題上的立場調整也是欺騙性的。在1947年底的倫敦外長會議上,蘇聯認為美國正試圖建立一個排除包括德國東部在內的所有社會主義國家的西歐經濟陣營,因而部分軟化外交立場,開始按照《波茨坦協議》的要求向德國西部運送食品和原材料。然而,“每一位美國人對蘇聯意圖的評估都低估了克里姆林宮的妥協態度和談判意愿”,比起“不可靠地”期待和促成蘇聯的行為變化,美國政府更青睞貫徹排他性的馬歇爾計劃。

  為了落實對蘇經濟遏制。美國國會于1949年通過《出口管制法》,授權商務部設置出口控制清單,共有“1A”和“1B”兩類,前者針對軍用品,后者針對兩用工業產品。為了確保經濟遏制生效,美國還敦促各盟國各自制訂類似清單,并于1949年11月正式建立了CoCom。1950年初,美國兩份清單中已分別列有167項和300多項產品。然而,美國在說服盟友參與多邊經濟遏制時卻遭遇不配合。對于英、法、荷蘭、比利時、丹麥等美盟友來說,其與東歐的貿易聯系更多,在經濟困難時期也更需要保持貿易,蘇聯對它們主要是政治而非軍事威脅。更重要的是,各國認為采取參與對蘇經濟遏制是侵略性舉動,只會挑釁蘇聯、增強戰爭威脅。因此,美各盟國的反應是將CoCom剝離出北約體系,并且只參照范圍較小的“1A”清單建立非強制性的出口管制。對于不配合,美國政府非??酥?。盡管美國會在1949年后通過《共同防御援助法案》等立法,授權和要求政府中止援助那些和蘇聯交易“戰略物資”的國家,但是前者更擔心各盟國特別是德國和日本由于經濟困難而轉向自給自足,或者向蘇聯陣營尋求原材料和市場。因此,美國家安全委員會在法案通過后立即聲明:“應全面理解國家安全,(盟國)即使和蘇聯陣營交易軍用品,援助也將繼續?!彪S后,美政府對所有北約盟國和日本頒布了臨時豁免。

  1950年6月朝鮮戰爭爆發,這彌合了美國與其盟友對蘇聯威脅性質的認知差異。1950年9月,美英法三國外長會面,同意采取出口控制“以限制蘇聯的短期作戰能力和長期戰爭潛力”,并將限制擴展至支撐經濟的所有產業部門。11月,英法同意在CoCom的出口控制清單中增加169項,并就另外69項交換信息。到了1951年,所有CoCom成員都接受了這一修訂。不過,朝鮮戰爭結束后,美盟國對蘇聯的威脅認知再次大幅降低。1954年2月25日,英國首相溫斯頓·丘吉爾(Winston Chruchill)公開主張放寬東西方貿易,呼吁“實質性放松那些影響工業制成品、原材料和船舶的管制措施”。英國得到了大部分國家的支持,很快CoCom出口控制清單就從474項減少到252項,僅涉及與軍事生產直接相關的產品。到了1958年7月,美國仍然保持700多項禁運,但CoCom的出口控制清單僅剩余100多項。美國也不再重視CoCom,認為其并非有效的對蘇經濟遏制工具。

  1962年11月,為阻止蘇聯的友誼石油管線(Druzhba Oil Pipeline)建設,美國在北約理事會要求所有成員停止向蘇聯出售大口徑鋼管。然而,北約各國政府推翻了理事會的建議,聯邦德國繼續出售鋼管,英國則用船舶換取石油。無獨有偶,從1961—1963年,日本池田勇人政府也在一直要求放開對中國的出口限制,甚至指責允許與蘇聯貿易而禁止與中國貿易屬于種族歧視。1963年,日本政府批準向中國的紡織廠項目提供的間接貸款,引發肯尼迪政府的強烈反對。到20世紀60年代初,美國的對蘇經濟遏制已是“千瘡百孔”,效果大打折扣。

  縱觀1945—1963年的美國對蘇經濟競爭政策,由于其認知中國家間關系的低行為約束性和緊張兩極體系的高競爭集中度,美國選擇了行為改變預期較低的高成本策略,放棄了和蘇聯的貿易聯系和有利可圖的出口市場,也沒有致力于用經濟工具塑造蘇聯行為,而是積極推行多邊經濟遏制。與之相對照的是,美盟友對蘇聯威脅性質的感知要更弱,所以不愿意完全放棄塑造蘇聯的行為。朝鮮戰爭對CoCom的影響直接而精準地反映了威脅認知對策略選擇的作用。只要感知到蘇聯陣營并不構成“真實的”軍事威脅,美國的盟友就不愿配合經濟遏制,或者要求美國提供更多經濟補償。這一案例中美國及其盟友的對蘇策略從正反兩個方向驗證了假設3。

 ?。ǘ┟捞K經濟競爭(1971—1985年)

  從第二次世界大戰后到20世紀60年代,美國的對蘇經濟競爭策略始終是經濟遏制,并系統性地給出經濟補償,盡可能地說服盟友支持這一策略。長期推行該策略的結果是原有主導大國的相對衰落和它們之間合作的增加。1958年,美國的國際收支就出現大額赤字;1964年,外國政府持有的美元開始超過美國的庫存黃金價值。為“保衛美元”,肯尼迪政府不得不推行嚴格的資本流出管制,但仍難以扭轉美元地位的惡化。蘇聯在1953—1965年間展現出強勁的發展勢頭,一度令美國總統德懷特·艾森豪威爾(Dwight Eisenhower)擔憂美國會輸掉經濟競爭。但在最初的“斯普特尼克(Sputnik)時刻”后,蘇聯的經濟增長速度趨于回落,60年代末一度經濟困難。不過,蘇聯的總體經濟地位仍相對美國緩慢上升,在鋼鐵等產業已處于領先。到了70年代初,蘇聯保持和增強了自身的經濟地位,美國的歐亞盟國則借助早期冷戰的機遇復興和崛起,只有美國的經濟地位明顯衰落。國際體系正朝著更加多極化的方向演變,這在經濟領域尤為明顯。

  在多極化的同時,美蘇兩國經過十數年對抗,也形成了預期性更強的相處模式,相互確認了自身和對方的行為界線。美蘇間秩序包括相互尊重核心勢力范圍、避免直接軍事對抗、核武器僅用作最后手段等規則。在最致命的核領域,雙方也通過“核學習”在60年代中后期共同建立起核不擴散機制,包括在軍備上奉行“兩大國平等”,各自在陣營內維護以《核不擴散條約》為支柱的核等級秩序。在一般安全領域,雙方也在著力預防意外事故和沖突升級,建立了最高領導人之間的熱線,并于70年代初簽訂協議,規定在公海和國際領空不采取挑釁行為。至此,美蘇雙方雖然仍在對峙和競爭,但雙邊關系的行為約束性顯著增強。

  體系因素的雙重變化促使美國調整了對蘇經濟競爭策略。美國雖然仍維持著出口禁運,但是力度趨于放松,開始更多嘗試行為改變預期較高的低成本策略。1966年時,約翰遜政府就嘗試給予蘇聯最惠國待遇,使其對美出口免于1930年《斯姆特—霍利關稅法案》規定的高額關稅。1972年7月,美國和蘇聯簽署了在3年內向對蘇出售7500億美元谷物的協議。10月,美蘇兩國又簽署貿易協議,蘇聯以部分償付租借法案債務為條件換取了美國的最惠國待遇。之所以如此,其一是美國決策者不再認為蘇聯“不可理喻”,主張“貿易和投資可以影響蘇聯體系自給自足的傾向,引發蘇聯經濟和世界經濟的逐步聯結,培育一定程度的相互依賴”,從而讓蘇聯的民用部門吸納更多資源,減少蘇聯軍事投入和安全威脅。其二,面對盟友的經濟騰飛,美國決削減對盟友的“補貼”,降低總體外交政策的成本。尼克松在1971年8月15日提出“十大經濟舉措”,終結了黃金和美元掛鉤的固定匯率體系,減少10%的對外援助,并且對所有進口加征10%的附加稅。對蘇和對盟國的經濟政策變化是美國調整經濟競爭策略的兩個側面。由于蘇聯威脅的減弱和美國補償政策的“取消”,東西方貿易大幅擴張,大量原本“禁止交易”的技術流入蘇聯。根據美國情報機構估計,僅在1980年蘇聯就獲得了1085項技術。在1970—1980年間,蘇聯與美國的科技差距更是從15年縮小到3—4年。20世紀70年代大部分時期的美蘇經濟競爭驗證了假設1,特別是從撤銷和削弱已有的高成本策略上來反向體現。

  1979年12月,蘇聯入侵阿富汗,再加上此前在非洲之角和尼加拉瓜的擴展,其權勢迅速攀升,這導致卡特政府面臨放棄美國領導地位、軟弱無能的強烈批評。阿富汗戰爭徹底改變了吉米·卡特(Jimmy Carter)對蘇聯的威脅認知,使其倒向國家安全事務助理茲比格紐·布熱津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的強硬主張,即蘇聯只能遏制而無法懷柔??ㄌ卣K止谷物協議作為回應,但這反而惡化了國內選情。很快接替卡特的羅納德·里根(Ronald Reagan)是一名以強硬示人的冷戰斗士。在最初的3年中,里根政府內的強硬派試圖利用阿富汗戰爭、1981年的波蘭軍管以及1983年蘇聯擊毀韓國客機等危機發起“第二次經濟遏制”。1980—1984年,美國反復在西方國家經濟峰會上推動全面經濟遏制,呼吁各盟國以及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限制對蘇貸款。從1982年12月到1984年7月,美國還重燃了對CoCom的興趣。

  然而,阿富汗戰爭等危機在塑造對蘇威脅感知上無法與朝鮮戰爭相提并論。朝鮮戰爭發生于冷戰早期,預示蘇聯可能選擇軍事冒險和全面戰爭。阿富汗戰爭則不過是又一場“邊緣地帶”沖突。不僅盟國不愿配合,里根政府內的溫和派也不贊成。最終,CoCom通過了美國提出的100項控制產品中的58項,但沒有禁止包括電腦在內的高科技貿易;OECD只是將蘇東國家的把貸款利率小幅。在矛盾最尖銳的管道問題上,里根于1982年11月撤銷制裁,其他國家則同意不簽署新的天然氣協議,以讓美國“體面地撤銷它的制裁措施”。隨著1985年后蘇聯最高領導人的更迭,其迅速轉向削減戰略負擔、推進國內改革。這使得美國的對蘇威脅認知進一步樂觀,越來越多的人主張用擴大經濟聯系來鼓勵蘇聯的行為變化。

  1979—1985年間美國的對蘇策略較為多變,其原因在于對美蘇力量對比的判斷來回搖擺。在1979年底,美國高度擔憂蘇聯力量的快速增長,判斷國際體系重新趨于緊張的兩極化,“新冷戰(New Cold War)”因此爆發。但美國決策者對于蘇聯威脅認知并無共識:強硬派認為蘇聯違背了緩和時期達成的雙邊規則,因而主張經濟遏制,形成了1950年的“翻版”、再次驗證了假設3;溫和派則認為蘇聯仍大體遵守雙邊規則,因而主張以經濟手段改變蘇聯的政治安全行為,這不完全適用于假設2(并非改變對手的經濟行為),但有邏輯相似性。最終,溫和派的意見在盟友的配合下占據了上風。1985年后,一方面蘇聯的經濟頹勢顯露無疑,美蘇競爭的權重下降,緊張的兩極體系轉為松弛,另一方面蘇聯開始接受《赫爾辛基宣言》,國家間關系的行為約束性得到強化。美對蘇經濟策略中經濟俘獲的比重因此增加,這體現了假設1的邏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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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20世紀70年代前,美國都沒有將日本視為對手,僅是美蘇競爭中能顯著影響力量對比的重要砝碼。美對日政策旨在防止后者脫離西方陣營,其基本策略是提供單向自由貿易,確保日本能獲得足夠的貿易市場和原材料。1959年美日雙邊貿易第一次出現逆差,美國開始向要求日本進口自由化。不過,60年代日本的貿易狀況并不穩定,偶爾還有較大貿易逆差。1955—1965年,為維持國際收支平衡,日本還從世界銀行借入8.63億美元。美國還是把日本視為一個可能遭遇“美元荒”的盟友,其對日經濟施壓主要是為了政治安全目的。正因如此,盡管日本經濟迅速成長,1971年前日元長期維持著對美元1:360的低固定匯率,極大促進了日本的對美出口。

  1970年是日美關系“靜悄悄的分水嶺”,由于國際經濟結構的變化,美國開始將日本視為潛在對手。尼克松于1969年11月向日本首相佐藤榮作(Sato Eisaku)提出“以線換繩”,承諾將沖繩“歸還”日本,日方則于未來5年限制對美紡織品出口。這一交易反映了美國開始用政治價碼換取日本的經濟讓步。佐藤榮作在與尼克松達成密約后又拒絕承認,導致談判破裂,這促使美國采取更直接的經濟手段,日本最終被迫同意限制對美紡織品出口。

  美日既是盟友又是經濟競爭對手。美國有兩類對日策略:其一是要求日本限制對美出口限制,本質是控制經濟聯系;其二是推動日本的宏觀政策調整和結構改革,本質是擴大經濟聯系。例如,美國在1983年的日元美元委員會談判中就主張,促進日元升值的方法應是日元和金融市場的自由化,擴展日本與其他國家的金融聯系。在70—90年代,美國一直雙軌并行,但第二種路徑日益重要,這表現為日美經濟沖突從產業摩擦演變為宏觀經濟和結構摩擦。之所以如此,一方面因為美日是同盟關系,其對國家行為的約束性較強,使得行為導向策略的風險可控;另一方面,70年代后國際體系趨于多極化,美國也希望降低策略成本、避免貿易限制導致的經濟福利損失。因而,最優目標是在維護西方自由貿易體系的前提下調整美日經濟關系。

  包括“廣場協議”在內,調整美日經濟關系的重要協定多是在多邊框架下達成,體現為西方陣營對國際經濟的“集體領導”和共同行動,旨在維護和擴展相互經濟聯系。在多邊博弈中,一國對他國的讓步往往也是部分國內利益集團的偏好政策,后者借助“外壓”和利益交換克服了原有反對。在1985年的廣場協議談判中,日本大藏省之所以支持聯合干預匯率,就是希望以此壓制自民黨內的財政擴張派,避免1978年波恩峰會后的擴張性財政。這一立場得到了鼓吹“小政府”的首相中曾根康弘(Nakasomi Nasuhiro)的支持。這種國家間經濟關系調整并非“你輸我贏”的簡單零和博弈。

  在20世紀90年代之前,美國的對日策略是低成本行為導向的,旨在以促進日本經濟開放來發揮美國的優勢產業,輔以加征關稅或關稅威脅等高成本行為導向策略,搭配有限的高成本資源導向的出口限制。美日與美蘇經濟競爭相比,樣態更加復雜,美日經濟摩擦隨著日本的實力增長日益激烈,但雙邊經濟聯系也在擴大和深化。1988—1989年的FSX戰機聯合研發事件標志著兩國在航空產業更深層次的技術轉移。這表明,雖然美日經濟競爭在80年代中后期已經隨著日本技術水平的攀升而白熱化,但由于日本的盟友身份,其不構成政治安全威脅,美國的競爭策略不可能以資源導向為主基調,只能倚重經濟俘獲。同時,體系結構的多元化也在發揮作用,讓美國有意義地采取了防御性經濟合作、回避高成本競爭。這驗證了假設1。

  進入20世紀90年代,冷戰結束和蘇聯解體顯著重塑了國際結構,美國進入主要對手“缺失”的單極時刻,日美同盟也陷入“漂流”。此時,日本的經濟泡沫已經破裂,但相對經濟地位的抬升并未停止。日本的經濟增長僅在1993年的谷底時為負,此后逐漸反彈,在1996年再度恢復至5.3%的高速增長。這期間,日本社會對日美關系的主流看法是“衰落的美國需要日本的扶助”,認為自身的經濟社會模式更具優越性。由于蘇聯的威脅不復存在,同時自認為已經“在事實上”贏得了日美經濟競爭,日本政府在90年代的雙邊經濟談判中更為強硬。在面對超級301條款的關稅威脅時,日方首次公開表示將考慮報復措施,諸如出售美元債券、撤出對美投資。在安全關系上,日本也提出要轉為“建設性追隨”,調整日美安全關系。1994年8月,日本防衛問題懇談會出臺了俗稱“樋口報告”,其僅將日美安保合作放在了安全政策的第三位,這被視為試圖“脫美”的重大跡象。

  盡管程度不高,但由于日美同盟趨于不穩,美國對日本的威脅感還是從經濟領域蔓延至政治和安全領域。例如,亨廷頓(Samuel P. Huntington)就撰文提醒公眾警惕美國軍工生產依賴日本的安全風險以及日本對美國會和大學的政治滲透。這使得日美經濟競爭中出現了新現象,美國開始嘗試低成本的資源導向策略。自1989年起,美國電子產品協會(AEA)等產業組織就大聲呼吁美國政府采取日本式的產業政策,除給予稅收和財政支持之外,還應放松反壟斷法的規制,在半導體等領域建立大企業共同研發。這得到了商務部和國防高等研究計劃署(DARPA)的大力支持??肆诸D政府上臺后,一些高級官員更是公開鼓吹打擊日本的高科技產業,主張必須為了美國的產業利益打贏日美貿易戰。這一態度與80年代強調維護自由貿易的里根或者老布什政府形成重大差異。這一時期,美國對日經濟競爭的主流策略仍是經濟俘獲、推動日本消除“結構障礙”,這驗證了假設1;但是新現象的出現還能夠部分驗證假設4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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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美經濟關系兼具美日和美蘇經濟關系的部分重要特征,幾乎涵蓋了大國經濟競爭策略的所有內容。但是限于篇幅以及避免與前述案例重復論證,這里僅截取從2008—2020年的中美經濟競爭,以展示美日和美蘇案例中所沒有充分體現的內容。在冷戰結束后,除了90年代初的短暫制裁之外,美國的對華經濟競爭策略是經濟俘獲,以經濟接觸為工具塑造中國的內外經濟政策,試圖借助中國的經濟轉型增強美國的經濟力量。其背后是中國在冷戰后維持住了在70—80年代之間所接受的行為規則,包括承諾“爭取和平解決”臺灣問題和放棄“輸出革命”;90年代之后,中國更是加緊融入美國主導的國際經濟秩序,于2000年加入了對國內外經貿政策施加了諸多規制的世界貿易組織(WTO)。2007年,尼爾·弗格森(Niall Ferguson)和弗雷德·伯格斯滕(Fred Bergsten)先后提出了“中美國(Chimerica)”和中美“兩國集團論(G2)”的概念,他們均主張中美之間形成了重大的共同利益,這突出顯示了雙邊經濟競爭的雙贏屬性。然而之后,中美雙方未能在政治、經濟和安全領域擴大共有行為規則。在經濟領域,在“中美戰略經濟對話”中,美國要求中國在市場開放、匯率、知識產權和外商準入等議題上配合美國、調整自身政策,中國則反過來質疑美元資產是否安全,要求美國調整自身經濟結構。在2008年后,美國政府開始感到雙邊關系的約束性水平“停滯不前”,轉而認為中國正在試圖固化對其有利的經濟行為,系統性地利用自身的國內外經濟行為自由度“來削弱美國企業在世界范圍內的競爭力”。2017年底,美國商務部更是罕見地在沒有美國企業投訴的情況下,主動指責中國不是市場經濟體。在政治和安全領域,雙方在行為規范上的差異也沒有減少,在安全上中國始終不承諾放棄用武力解決涉及主權的臺灣和南海問題,在政治上中國堅持與不同于美國的國內和國際人權觀。對于中國提出的“新型大國關系”這一總體行為規范框架,美國認為其核心“互相尊重”是中國要求美國在國際秩序領域做出單方面重大讓步??傮w來看,2008年后的中美關系在行為約束性上總體處于“僵持”狀態。

  與此同時,中美競爭在美國總體大國競爭中的重要性顯著提升,競爭大幅集中。從2008—2018年,中國GDP占世界GDP的比重逐漸從7.2%增長到約16.1%,同期美國的GDP比重則從23.1%增長到23.8%。其他大國則均有所下降,日本從7.9%下降至7.7%,德國從5.9%下降至4.6%。除了GDP之外,中美兩國在全球制造業增加值的份額也均有較大擴張。美國從2000年的24.98%增長到2015年的30.91%;中國則從6.5%增長到26.74%。除中美外的所有國家則均有不同程度的大幅縮水,日本和歐盟15國的跌幅均在10%左右。在大型科技企業數量上,2018年估值超過100億美元的15家企業中,美國有8家,中國有6家,處于“雙頭壟斷”的態勢。從力量分布來看,這一時期出現了明顯的兩極化趨勢:美國維持并小幅改善了總體經濟地位,中國的總體經濟地位則有了迅猛的提高,其他國家普遍下降。在這一背景下,特朗普政府明確地指出美國的既有經濟競爭政策存在重大錯誤,對中國改變行為的預期過高,致使中國有過多的時間來利用“不對等的”競爭優勢,“在過去十年間以犧牲美國利益為代價獲得了經濟上的重大成功”。此后,美國迅速發動了針對中國的大規模關稅戰。與此同時,特朗普和包括羅伯特·萊特希澤(Robert Lighthizer)在內的主要貿易決策者均多次強調,發起關稅戰的目標依然是為了“糾正”中國的內外經濟行為,創造對等的競爭環境。在2020年1月美達成第一階段貿易協定前后,特朗普的貿易團隊多次表達了對新協議的強烈興趣,強調已在知識產權、匯率和金融服務方面取得進展,并預期2021年美國對華出口將翻倍。這驗證了假設2,即國家間行為約束性處于較高水平但競爭關系的度中度趨于集中時,一國將趨于更多采用經濟脅迫。當然,雖然中美關系的約束性強弱在關稅戰期間大體維持不變,但也存在一些變化。美國有不少人主張,中國越來越有可能打破雙方在國際政治和安全規則上的既有平衡,演變為更為嚴重的威脅,這也使得中美經濟關系中經濟遏制的因素也在增長,對華出口管制正在擴大。不過,正如在美國“小院高墻(small yard high fence)”一詞正逐漸取代“脫鉤(decoupling)”所示,在現有對華威脅感知大致不變的條件下,美方希望推行只是極為有限的經濟遏制,主導策略仍將旨在擴展總體經濟聯系的經濟脅迫,這也從兩方面驗證了假設4。

  六 經濟競爭策略視角下的中美經濟博弈

  將經濟競爭策略類型化并探討國家的策略選擇機制有助于更深入地理解大國經濟博弈。大國總是希望改進相對經濟地位,但是通向這一目標的所有策略均有其風險和缺陷。行為導向策略可能給予對手太多的時間,致其坐大;資源導向策略又很容易降低經濟效率,損害總體福利;低成本策略可能不足以扭轉不利態勢,高成本策略又會“顧此失彼”。大國總是要評估不同策略是否能夠滿足特定時空的需要,而這在很大程度上受到體系結構的影響。國家在選擇策略時無疑具有主動性,不過其很大一部分是體現在分辨和適應當時的外部約束上。國際結構塑造的外部約束不斷變化,這使得大國經濟競爭形態多樣并不斷調整。這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后至今的大國經濟競爭中都有鮮明表現。

  透過理論“再認識”大國經濟競爭可以為當前正在激化的中美經濟競爭提供啟發。大國經濟競爭是理性的,守成大國的策略固然受到國內因素驅動,但也會著眼于國際體系。守成大國和崛起大國關系的行為約束性的重要性亟待重視,雙方會如何利用經濟力量、如何利用在經濟合作中獲得的相對收益有時要比相對收益的大小和歸屬更加重要。如果其他國家認為中國試圖利用由經濟聯系產生的相對收益來謀求政治和安全目標,那么就可能導致美蘇式的“雙輸競爭”。要想讓其他國家確信本國不會“過分”利用相對收益、避免高度傷害性的經濟遏制,就必須以可信的政治、安全和經濟手段來克服這一“承諾”難題?;氐絿议g關系的行為約束性上,就是要適度地“自縛手腳”“有所不為”。在日美經濟競爭中,雙方利用過自主出口限制、進口配額、自愿進口擴張等政策工具,這既是為了贏得競爭,也是為了緩解競爭。這類措施可謂經濟上的“再保險”,意圖表明不論本國擁有何種程度的產業優勢,都會有意識地保障其他國家同類產業的發展空間。就此而言,大國經濟競爭固然無法避免,但是整體樣態和對方策略仍可塑造。

  中美經濟競爭的形態也不僅取決于兩國自身,還要考慮整個國際體系的競爭集中度。如果國際結構趨于多極、力量分布趨于分散,那么即使美國對中國懷有程度較高、性質較為嚴重的威脅感知,美國也未必會采取經濟遏制,第一次世界大戰前的英德競爭就是先例。雖然兩國最后因安全因素被卷入戰爭,但是之前雙方的經濟競爭并未失控,始終保持著相當水平的經濟聯系??梢詷酚^預計,在多極化的體系結構中,單獨一個大國將難以承擔發動經濟遏制的成本和風險。這是因為當遏制目標的國際經濟聯系足夠廣泛和深入時,必須的經濟補償將超過遏制發起國所可能付出的極限。正所謂“自由貿易雖不能扭轉英國的衰落,但已是所有可能中的最佳選擇”,對于守成大國而言,在崛起大國在多極世界中積極展開經濟合作時,高成本策略只會惡化自身相對經濟地位。就此而言,促成中美經濟競爭“英德化”將是一個可及的目標。

  美國之所以能夠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后接連“贏得”與蘇聯和日本的經濟競爭,并非其策略如何高明,而是因為對手應對失當。蘇聯在美國發起經濟遏制時,主動將自身與西方經濟體系隔絕,拒絕參加布雷頓森林體系,之后也未能以市場經濟機制融入經濟全球化。日本在20世紀80—90年代過度固守在趕超階段極為成功的“日本式資本主義”,繼續推行“一切為了產業出口”的宏觀經濟政策,使得全要素生產率在邁入信息時代后長期踟躕不前。就此而言,在大國經濟競爭中,自身的政策選擇可能總是比對手的策略遠為重要。

(本文發表于《國際政治科學》2021年第4期,注釋從略。作者:肖河系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國家全球戰略智庫副研究員;潘蓉系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日本研究系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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